《近代台灣新聞記者的社會實踐(1897-1947)》

國立師範大學台灣語文學所博士生 呂東熹

指導教授：林巾力

 

  臺灣現代報業的發展，始於1895年日本統治時期，報刊的引進與語言及教育環境的有很大的關係。
日本統治之前，臺灣是一個漢文與書房教育的社會，統治者經由漢文識字圈(或稱漢字文化圈)的共同經驗，透過現代化大眾報刊的引進，收攬了前統治者（清治時期）原本的社會領導階層，尤其是期待科舉考試取得晉身管道，卻因改朝換代而破滅的傳統文人，在日本報刊「漢文欄」的吸引下，以「漢文記者」的身分成為新興領導階層，同時也自我塑造為歷代「史官」的角色。
緊接著，日本也引進現代化的新式教育，而產生另一批跨語言的殖民地青年，尤其是具留學日本的知識青年，他們利用殖民地教育所學習的雙語讀寫能力，積極地善用、引進近代文明的知識，創辦報刊，傳播理念與台灣人意識。
《近代台灣新聞記者的社會實踐(1897-1947)》，是以記者職業為研究主體，原因主要有兩點：1.記者是日治時期台灣的新興職業；2.從事記者工作者屬於社會領導階層，有一定的影響力。因此本文主要研究對象與範圍，主要是以日治時期傳統舊文人知識社群，以及新式教育下的知識份子，如何投入日本所引進的現代化報刊，成為新興職業──新聞記者的一分子。但不管是傳統舊文人，或新式教育下的新興知識分子，他們在面對日本帶進臺灣，具隱藏性的「同化」政策，他們各有不同的應對之道。

一、傳統文人記者的跨界與摸索
立身於現代報刊的傳統文人，從漢文欄記者、主筆政，逐漸體認到「史官」與「新聞記事」的想像有相當的差距，但在報刊漢文欄的傳播影響力下，傳統文人，特別是具「詩社」背景的文人，以跨語言漢文記者的身分，透過吟詠與新統治者之間，慢慢找尋到與祖國文化契合的互動橋樑。
當然，現代性的「記者」職業，雖未完全在傳統文人身上，形成專業認知的建立，但經由官方媒體「新聞記事」的實質體驗，其對「記者」的認識，已經超越了對「史官」本質的期許。不過，隨著總督府統治日漸穩固，舊時代傳統文人「學而優則仕」的傳承，已在「記者」這個新職業的建立下，成為新文明的象徵。
儘管有部分傳統漢文記者，橫跨了新式教育下進入報刊的新一代「記者」群，但傳統文人出身的漢文記者，其認同原型仍然存在，在漢詩吟詠、文言小說的創作上，佔了相當大的比例。

二、新世代臺灣人記者的跨界與抗爭
臺灣與中國報業之間，有著相似的經驗軌道，除了洋人引進的傳教報刊外，中、臺兩地的報人都與留日經驗有關，1920年代之後，臺灣新一代知識分子，在島內接受殖民政府另一個現代性的教育制度，進而前往日本的青年留學生，近距離吸收了現代報刊在政論上的影響力，亟思透過創辦報刊，來表達對殖民政府的不滿或爭取權利，「文人報業」於焉產生，與日治初期傳統文人在漢文欄的表現截然不同，臺灣青年留日學生與島內治政、社會運動結合，針對殖民府的批判、建言，成為新一代「記者」（或「編輯」群）的使命。
「文人報業」時代，報刊無法直接在島內印刷發行，1930年代之後，報刊移到島內，甚至進一步創辦日刊，新世代知識分子進入現代化報刊之後，運動路線背景強勢的「記者」，以及專業意識取向的「記者」，彼此之間有了周旋與論辯。
這樣的論辯，讓新一代知識分子在報刊上百家齊鳴，從右翼到左翼，從親日到回歸祖國的臺灣青年，紛紛樹立了同人性格強烈的言論地盤，在政論、在文學上各抒己見，當然也有一部分走向趣味、遊藝的「小新聞」路線，同時為臺灣「新聞業」與「記者」職業的言論市場，編織了繽紛奔放的時代印記。
不管是運動路線或專業意識的臺灣新聞記者們，抑或是左翼、右翼青年的政論報刊，都積極想在言論表現上，為島內的自由進步貢獻己力。這樣的精神與理想，延續至戰後，並且成為戰後各領域的菁英。
 
特別是新興知識分子，都同時扮演著「有機知識份子」與「文化中介人」的雙重角色，他們不但成為文化與信息傳播者，也介入政治，亟思改革社會實踐理念。但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台灣皇民化運動如火如荼地展開，最先是取消漢文欄，緊接著，緊縮言論，臺灣唯一的喉舌《臺灣新民報》不得不更名《興南新聞》，這樣的時局，如同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的書寫意識，在現實政治現狀之下，臺灣人記者，遊走兩岸不同勢力與政權，周旋於臺灣人媒體、抗日報刊、親日媒體，體驗了做為孤兒無奈的情境，待至六報合一成《臺灣新報》，言論自由已成一言堂。
 
三、戰後噤聲失語的臺灣媒體人
這批日治時期的新興知識份子，在抵抗日本殖民運動過程中所建立的「市民社會」意識的新聞記者，隨著日本戰敗，新聞魂再次甦醒，紛紛投入報業戰場，接續戰前評論時事、關心國族問題的使命感，企盼一展新聞長才與言論改造社會的願望，豈料一場1947年「二二八」巨變，日治時期培養的臺灣人記者，被殺、或被捕、或逃亡，一整個世代記者幾乎全部退出新聞舞台，臺灣人
因而成為被噤聲的一代。(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語文學系台文所博士)
 

回上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