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自由中國」：亞洲基金會與冷戰初期的臺灣（1952–1960）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碩士)徐祥弼

指導教授：陳翠蓮

 

    1965年盛夏，胡籟明（Lyman Hoover，1900–1977）由亞洲基金會總部調任來臺，擔任新一任臺灣代表。他對於國民黨敗逃來臺灣後的發展歷程給出了如斯評價──臺灣的戲劇性實為國民黨政府的統治數度遭遇威脅，隨後卻一次次迎刃而解，並且利用美援推動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的奮鬥史。字句間無不流露著對國民黨遭遇的同情，至於一度成形的反對黨與日本臺獨勢力，在他眼中則成了危及穩定與民族團結的不安定因素。他對國民黨威權統治的評論尤其耐人尋味：
    這就產生了一個既痛苦又具有學術意義的問題：一個欠發達國家的人民──他們對民主可能只是膚淺的了解，也沒有長期的支持傳統──是否真的準備好、且有權享受充分的民主特權，並接受公民在民主發展中必須承擔的責任？

    胡籟明的這段話，似乎意味著美國基於冷戰的反共需求，在戰後有意地扶持並鞏固了國民黨政府的長期威權統治？矛盾的是，胡氏之語隱約間又透露美國對民主品質的不懈追求，顯然認為「民主」若要在一地真正落實，必然得經過長期地薰陶與培養。

    事實上，自韓戰爆發以來，美國政府愈發重視亞洲在冷戰中的重要性，積極圍堵共產黨中國對鄰近國家的滲透，唯恐亞洲赤化。中央情報局遂於1951年發起代號「DTPILLAR」隱蔽行動，意圖透過自由亞洲協會及隨後的亞洲基金會爭取亞洲民眾支持。為了拉攏廣大海外華人，亞洲基金會於1952年設立臺灣辦事處；將臺灣打造為「自由中國」一事，遂成該會行動重心。

    由於臺灣有著曾具統治正當性的中國流亡政府，以及暴增的外省移民，在在強化臺灣發展成另一個「中國」的潛力，相對於現下共產中國的另一個「自由中國」。透過建立起國民黨政府與自由中國的關聯，自由與極權對立的冷戰敘事被挪用到了「中國」的政治與認同問題上，並展開對於臺灣的自由化與中國化的雙重改造。具體來說，亞洲基金會與美國政府並不只是期待臺灣出現另一個中國政權，而必須是反共／非共且自由的中國。自由亞協臺灣辦事處試圖利用「中國總體計畫」，培植亞洲在地的華人勢力與中共抗衡，並使臺灣日漸自由中國化，以此拉攏東南亞各地的海外華人，以免這群人成為潛伏東南亞各國的第五縱隊。最終，達成圍堵共產主義、鞏固自由世界之目的。

    由於亞洲基金會認為，智識菁英與地方領袖往往能左右地方的輿論發展、政治傾向，經常成為影響行動成敗的關鍵，是故其各式行動目標往往不脫於對這些對向的拉攏或培育。該會在臺灣推展的「美援僑教計畫」、「購贈《自由中國》計畫」亦當屬之，前者聚焦海外華人學生，意圖透過教育深化自由理念與非共意識；後者則藉購贈本地出版品，提供東南亞華人讀者更多非共資訊選擇，以達成潛移默化影響。兩項計畫的最終目標皆是透過接觸到這些資訊的智識菁英、青年學生，回頭影響當地華人政治意向，並強化對自由中國的支持。換言之，亞洲基金會試圖藉由教育與刊物兩項傳播媒介，一步步強化海外華人對自由世界的認同。

    在亞洲基金會與美國各政府部門的挹注下，成功吸引大量海外華人學生前來臺灣就學，同時提供了國民黨政府重建其「象徵秩序」的憑依──透過實際行動與對外宣傳將「中國」移植進臺灣，並積極操作華僑代表的政治符號，進而強化臺灣作為「自由中國」的象徵。對於臺灣社會而言，大量海外中國學生進入大專院校，一度改變高教學生結構，並影響就業市場。另一方面，高等教育設施與各類設備亦隨之獲得巨量擴充，提前為日後湧入大學的嬰兒潮世代作好初步準備。至於做為美方冷戰目標的這些畢業僑生，不少皆回到原鄉就業，成為發展中的東南亞國家可靠的人力資源，對於教育界、媒體界、工商業發展皆有裨益。
 
    至於亞洲基金會對該刊的補貼，實為促成「自由中國運動」的關鍵支持，強化海外華人對共產思想的抵抗力，並且擁護在臺灣的中國政權。由於雙方理念的不謀而合，自由中國社同仁樂於成為美方的「冷戰協力者」，利用亞洲基金會資源為己賦權，並強化刊物的海內外銷路開展「自由中國」宣傳。美國提供的大量冷戰資金，使該刊愈發積極地援用、附和其冷戰構想，大力宣揚自由、民主理念以及美國文化，並期待藉此獲得更多金援。然而，此事由於前述雙方構想的落差而終究未竟。
在亞洲基金會的購贈補助與《自由中國》的自發回應，到頭來強化了臺灣的自由主義者社群的聯繫與「親美文化景觀」。1956年起，雷震等人對加強對當局的批判力道且民主理念愈發執著。過去雖然普遍認為是對蔣介石政府愈發專斷的回應，事實上，具美國政府色彩的亞洲基金會的背後支持亦相當程度發揮推波助瀾的作用──認為該刊對政府的批評可視為自由中國之所以為「自由中國」的關鍵因素。《自由中國》對國民黨統治集團的嚴詞批判，雖獲不少海外非共中國人士支持，亦使部分外國人士如曾於1958年至1962年間擔任臺北美新處處長的麥卡錫（Richard M. McCarthy，1919–2008），誤將該刊歸類為「臺灣的第三勢力自由派刊物」。隨著《自由中國》因主張美國介入臺灣政治，而觸及威權政府紅線，不斷遭國民黨政府施壓的亞洲基金會最終只能與統治集團妥協並捨棄該刊。
   
    事實上，亞洲基金會所制定的計畫最終發展並不總是如其預期般運作，原先預定以反共導向的《自由中國》後期言論的激進化，雖然最後遭該會中止補助，但卻意外促成臺灣民眾對於民主的想望。《自由中國》因為獲得了亞洲基金會的資助，得以緩解經濟壓力，一路續辦至1960年，期間所傳播的自由、民主、選舉、反對黨等言論，提供了日後威權鬆動的契機，啟迪著一代又一代的臺灣人，並成為指引未來世代的反對份子們前行的燭照，這顯然是亞洲基金會當時從未預想到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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