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慈河獎學金獲獎者論文摘要─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碩士) 張尹嚴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碩士) 張尹嚴

指導教授：陳翠蓮

 

考管情報傳遞流程圖
圖片說明：本圖主要以社會保防、機關保防體系的資料傳遞流程進行繪製，統籌執行者為警備總部。
資料來源：構想參考並改寫自：蘇慶軒，〈情治人員如何說故事？從監控檔案解讀監視與控制的運作〉，發表於「無所不在的黨國-紀念張清溪教授學術研討會」，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2022。


 

監控制度的運行阻礙
    然而，考管工作的執行情形卻不如情治單位所預期。考管制度期望能夠分辨「良莠忠奸」，對於「誠心向善」者施以懷柔、對於意圖謀反者施以鎮壓。不過特殊分子的思想轉化情形本就難以辨別，而國民黨政府為維持鎮壓的正當性，必須不斷鞏固敵人的狡詐形象，如國安局長王永樹就曾說「考管分子是治安上的毒瘤、安全危害的星火」，因此執法單位也陷於矛盾之中，多數時刻僅能將特殊分子視為敵人對待。不僅難以有效地輔導轉化、國家也因難以信任特殊份子，而無法撤銷考管，使得業務需求與規模難以縮減，最終造成的結果即是執法者的失序、教化與監視效果不彰。
    龐大的監控業務需求導致執法者在執行業務時多感困難，不僅無法以秘密的方式進行，也難以換取民間社會的協力。在執法資源有限的情況下，上級機關僅能將業務壓力轉嫁給基層執法者；基層執法者則因為業務繁重，常利用上級難以直接監督的特性，透過怠惰、虛應等方式應付考管工作，更有執法者利用逼迫特殊分子失業或遷居推卸監控責任，因而加深國家暴力的侵害。
 

監控體制下的行動者面貌
    在監控體制下的特殊分子並不是被動地受到國家迫害，有些人利用日常抵抗的形式進行反擊，應付執法者監視，包含利用欺瞞、交涉或甚至衝撞界線等方式，爭取更多的生存空間。例如受難者周坤如找尋到育達商職的教職後，曾向古亭分局謊稱他在從事臨時工，工作地點並不固定，古亭分局還通融他減少每個禮拜的報到次數。而受難者葉石濤也曾向管區員警說：「把我納入他所負責的監視人口中，對他一點好處也沒有，搞不好，如果萬一我惹出任何事端來，這豈非要他來負責任？」管區員警想通了便不再要求葉石濤申請流動戶口。就連成為情治機關運用人員的特殊分子，也不盡然順從於國家的指示，例如1971年涉入政治犯名單外洩案的蔡懋棠、孟祥柯，前者雖然為調查局的運用人員，每月甚至得支薪1000元，不過私底下卻仍從事反抗行動。後者則是應允成為運用人員，但卻從未積極回報資訊，對於政府的批評不斷。
    在監控的制度性壓迫下，受難者們因考管制度而被國家排除於社會之外，為抵禦國家暴力的侵害，受難者們會團結彼此，互相協助、互相告知工作機會，這也成為受難者繼續從事政治反抗的伏流，因此當1980年代後威權統治開始鬆動時，受難者間的互動也陸續轉為公開，為解嚴前後50年代的受難者團體的成立立定基礎。從這些特殊分子的行動中即可以知道，就算在高壓的統治之下，受難者也未完全屈服於威權統治。
 

考管工作成效
    在考管成效的評估上，情治單位受限於執法能力，其實僅能勉強達成基本的人身動態與表面活動的監控，而要轉變特殊分子的思想或吸收運用則有所侷限。不過因為受到執法者頻繁地濫權執法影響，受難者也容易在生活中感到監控的視線。在「可見的（基層執法者）」與「不可見的（監視體制）」交互作用下，即便執法成效有限，但依舊加劇著執法者無處不在的假象。因而也造成執法者認為管理成效不彰、但受難者覺得監控視線無所不在這種評價兩極的現象。

    考管制度於1970年代末，受美國人權外交政策與臺灣國內民主運動影響，執法手段日趨緩和。然而，執法密度卻也更為嚴密。究竟這樣的監控何時結束？直至威權統治接近尾聲之際，情治機關仍希望延續考管制度。檔案不僅指出監控的情形直至2000年仍有紀錄，受難者盧兆麟的口述中也說直至出獄後每月仍遭到警察的盤問，直至陳水扁總統上任以後為止，雖然上述確切的執行狀況仍有待相關檔案的開放，不過這種被偵監的陰影也持續發酵，成為受難者心中難以揮去夢魘。